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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永太净化设备经营部] [时间:2020-12-23]

  首页“盛图登录”首页经济学者柳红刚从奥地利回国,她把自己在北京的家改成了一个博物馆,叫作「子尤之家」,来纪念自己 16 岁就早逝的儿子吴子尤。

  1990 年 4 月出生,从小在北京长大。

  前年 3 月 24 (日),胸腔肿瘤闹开了。

  ——2006 年 1 月他在新浪博客上开博客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介绍。

  ■ 柳红北京的家门口,挂着「子尤之家」四个字

  子尤从小就喜欢阅读、写作,尤其是在 2004 年初二患上癌症之后,他养病期间更是写下了很多的文字。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名字叫《谁的青春有我狂》,之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报道他,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现象。

  那个时候恰好也是博客开始盛行的年代,子尤受邀开通了新浪博客。很多的读者在网络上追随他。

  我知道子尤的故事,其实是近两年。因为我读到过好几篇文章,讲子尤的妈妈柳红,是如何在儿子去世后的十几年里,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方式纪念子尤。

  恰好我和柳红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就加上了她的微信。

  今天是 2020 年的 10 月 22 日,子尤的忌日,我和几个朋友驾车陪同柳红去给子尤扫墓,一路上一直在聊他们母子俩的故事。

  爱哲:子尤生前健康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柳红:他小时候身体就不太好,经常咳嗽和生病。

  他 5 岁时,我送了他一盘相声磁带当生日礼物。他就此喜欢上相声,一发不可收。我们于是买全集的相声名家给他,比如侯宝林、刘宝瑞的全套。

  他听完后就开始学说相声,热情高涨,逮谁跟谁说,特别痴迷。

  有次我们家来了一个小时工,她带了自己的孩子来,子尤就趁他们在厨房洗碗劳动,站在厨房外给他们说相声,搞得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总之,相声已经「泛滥成灾」,我只能把相声磁带放在抽屉里,但是他马上又能有新的爱好。

  ■ 柳红的家里,放置着各种与子尤相关的物件

  柳红:最初电影频道放卓别林的电影,我拿录像带录下来给子尤看。那还是默片时代,电影里主要是一些动作,子尤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卓别林。

  他喜欢卓别林也是一发不可收,上学放学都模仿卓别林的步态,在学校里也模仿《摩登时代》里的动作。

  真正被称为是我的第一篇小说的作品创作于三年级,名字叫《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脱胎于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这篇小说,开始是我每天写在小纸条上交给老师的,后来在周末时回到爸妈家,首页“盛图由我口述,爸爸给我打字。我发觉,我口述时,脑子更清楚,文字更丰富。《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的故事我构思了很长时间,用我的专业构思武器⎯⎯积木,演了许多次。积木就是我构思的好帮手,不同的积木,代表不同的角色。演一次,就像看一部电影。

  柳红:他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家搬到了燕北园。1998 年,他转学到北大附小。那时候他四年级,他在班上办了一个月亮文学社,组织一批小孩演莎士比亚的话剧,比如《哈姆雷特》。

  北大当时有个卖碟的小店,叫「镇宇」,北大的教授或者研究生都常常到这个店里去搜罗一些好电影的光盘。子尤也成了这家店的常客,他对所有电影都门儿清,甚至比店员还了解。

  子尤喜欢写影评、也喜欢写书评。我看到过他写的书评包括韩寒的、李敖的、张爱玲的、索尔仁尼琴的。如果不是亲眼看过,我很难相信这些是一个初二孩子的阅读史。

  但上天有时候很不公平,让磨难降临到这样一个孩子的身上。

  柳红:2004 年 3 月,有一次,子尤和我走在天桥上,他说「妈妈,我想有一个传奇的人生」。

  没想到这苍天之下天桥之上的话,一个月之后就应验了——子尤进医院了。

  最开始他呼吸困难,胸疼,疼得他把课本揉成团,旁边座位的小朋友都看着,但他特别能忍,没有跟老师说,想下课给我打电话——但最后也没坚持到下课。

  他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阿姨你来一下吧,子尤病了」。

  我一听就知道很严重,说「赶紧叫救护车」。我跑过去之后,发现老师已经在胡同里等着我,于是我跟着老师往楼里跑。

  在教师办公室里,一个老师抱着子尤,他喘气已经很困难了。

  后来救护车来了,发现不是心脏的问题,就去做胸透,发现胸腔里头有一个肿瘤。于是我们在急诊室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去了肿瘤医院,展开了接下来漫长而艰巨的寻医问药的过程。

  喘不上气来的我直接从正在上课的教室被送到医院。救护车呼啸飞驰,我躺着,看车窗外,风景如岁月般地流淌,医生问从家里赶来陪在我身边的妈妈,是去海淀医院还是去西苑医院,这两个医院都离学校很近,它们也在我家跟前,我家的那栋六层楼挺立着,好像默默无言地注视着这一切。

  子尤生病前不久,柳红刚刚离婚,儿子就成为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但这个时候儿子突然患病,给柳红的打击很大,子尤一直在鼓励母亲。

  柳红:子尤手术的时候 14 岁,2004 年 6 月 25 日早上,他还发着烧,喘上不来气,但是他对我说了好多话。

  他先给我讲了很多美国电影和电影史上的事情,还对我说了一番话。

  他说,「妈妈,你应该是端庄的、优雅的、井井有条的、忙而不乱的,每次你歪着脖子驮着背,从外面跑进来,都给我丢脸。」

  柳红:我是一个平时连打针都害怕的人,但是手术期间,我要到一个小屋子里直接跟手术室通话,他们说有些决策需要我来做,比如肿瘤已经剥离出来了,需要询问我的意见。

  主刀的老大夫拿着盘子,里面是从子尤身体里拿出来的坏东西,他给我解释那些东西分别是什么。

  这时候我想,我真的是一个连打针都怕的人,现在我看着这些从我孩子的胸膛里掏出来的东西——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震惊。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术,全科室的大夫都要进去看。我还记得有一个大夫出来说,「哎呦,这个孩子还在背诗呢」。

  子尤并不知道所有的危险。等他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住到一个单独的小的病房的时候,我才告诉了他手术之前所有的决策过程。

  他一听,特别激动,满含眼泪地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让我错过了去感受这个激动的过程的机会。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我光辉的一生就是以我背诗结束的。」

  2005 年子尤在医院里经历了一次控制不住的抽搐,他后来写下了后面这段文字。

  我这是在哪儿?眼前是一片漆黑。一种不知从哪儿来的吼声从我嘴里发出,且越来越急促,妈妈焦急的呼唤就在耳边,但我无法回答,身体如上弦般震动地越来越快,而我控制不了一切。

  由这次梦境般的经历,我想到人濒死时的感受,他们肯定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能表达,但家人从表面上看来已是一派死状,家人亲切地哭与呼唤在这些人听来明明白白,由近到远,由清楚到模糊,然后他们的灵魂就从身体里出来了。

  肯定有灵魂,这是能证明的!我还想到植物人,或中风等无法言语表达的人,他们表面上看来脑袋呆滞,但我相信他们什么都知道,人们从他们眼中的一点迹象,都应该能读出感情。

  柳红:子尤有天激动地说,「上帝今年要送一个金灿灿的肿瘤给一个人,他送给谁呢?送给胆小的人,不成,会吓到他;送给一个特坚强的人,也不成,因为他只有坚强,就那样硬挺着,没有乐呵的心态,所以也不成;于是上帝送给了我,因为他知道,只有我最懂他的心意,只有我是在享受。」

  所以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他的生死的。这反而让我心里安慰了一点,因为其实是我自己受不了,是我不敢告诉他。

  柳红:我第一次见钟达,但又好像早已认识他,因为他的哥哥叫钟放,他们俩是双胞胎。我见过他哥哥,所以才会知道他,他们的声音也很像。

  我认识钟放,大概是 10 年前了。那是临近子尤忌日的一天,一个像这样的秋天,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个人放了一个视频,大意是钟放去了子尤的墓地,他在子尤的墓前,朗诵子尤的诗。他一边踱步,一边朗诵诗,一首接一首,还拍着子尤的墓碑,感慨说「你写的太好了。」

  我就在视频下面留了个言,说今天是他的忌日,我们会去墓地。然后这个人就告诉了钟放。

  当我们去到墓地的时候,钟放和他的爸爸妈妈已经都在那里,我们就见面了。

  我才知道钟放也是一个有病的孩子,而且是肾病,当时还在找配型,看能否做移植。

  那天在现场,钟放和他的父母说,「我死了以后,要跟子尤做伴,把我也葬在这里吧。」他的父母也很平静地和他对话。

  我当时还感慨说,「你们家真好,可以这么坦然地说到死亡的问题」。

  后来,钟放做了移植,但有一些排异反应,需要服药等等。再后来我在海外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是钟达告诉我的,他用他哥哥的微信给我发的消息。

  他们于是按照钟放生前的意愿,把他葬在了子尤的墓旁。两个墓现在挨着,也算是挺圆满的。

  我曾经简单地写过钟放的事情。他们两个都死在 10 月,钟放是 10 月 5 日,子尤是 10 月 22 日,这种生命的连接和缘分真的非常奇妙。虽然钟放生前没能认识子尤,但他们死后却相依相伴了。

  钟达去看他哥哥的时候,会带两束花,放在哥哥和子尤的墓前。我去看子尤的时候,也每次都给他们两个带点酒。

  说话间我们到达了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凤凰山陵园。

  深秋季节风有点大,进了陵园大门走不远,在一块空地上,我看到了并肩排列的两块墓碑。

  子尤的墓前有一个 L 型的透明长椅,柳红擦完墓碑接着擦椅子。

  扫完墓,我和柳红坐在落叶上,靠在子尤的墓碑旁聊天。我们聊到了李敖,因为李敖自 1949 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在台湾生活了 56 年, 但是在 2005 年他决定重返大陆访问,这在当时引起了海峡两岸的轰动。而他那次大陆之行,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结束之后,专程来探望了子尤。

  柳红:子尤是个爱读书的人,李敖的书他全读过。他在医院的床上躺着时,经常在那个小电视上看《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他还给李敖写过一封信,我们也不知道李敖是否收到了。

  有一天,一个台湾记者来敲门,拿着一封传真,说「李敖对媒体表示,要来看你们」。

  我们表示根本不知道,还想着,「他不是 50 年不出台湾吗」?

  那时,北大校医院的领导接到了校方的电话,得知李敖要来医院看望一个病人。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还嘱咐工作人员打扫卫生之类的。

  当时,我在楼梯上遇见北大副校长吴志攀,他看见我说,「原来李敖是来看你儿子呀」。

  后来,李敖就来了。他洋洋洒洒地一边说着话,一边进来了。他大致说的是,「谁说的我的字儿没有你妈妈好,没有你姥姥好」?因为子尤给他的信里说,「你在电视上经常说你的字一级棒,我觉得我妈妈写的字比你的好,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的还好」。当时我们病房里有一幅子尤姥姥的字,李敖还仔细地看了半天。

  他还拿出一本他的《教育与脸谱》送给了子尤。因为这是子尤在信里说很想看的书。

  子尤的病床旁边有一个小柜子,他从里面拿出一根钢笔给子尤题款。

  他题的是「目有余子,尤其是你」。——他把子尤的名字写进去了。

  于是子尤也把他刚出版的那本《谁的青春有我狂》送给李敖。

  ■ 子尤作品《谁的青春有我狂》 图/来自网络

  ——子尤把《谁的青春有我狂》的「青春」签了进去,也把李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的「快意」签了进去。

  两人还幽默地说笑话。子尤给李敖展示他的伤口,李敖回忆自己之前做过的手术,说「咱俩这一连串儿的,都对上了」。

  后来我们送李敖下楼,一出去才发现外面围着数百个记者,拦在绳子外面拍照。

  子尤说,「我这么高大的身躯,我得站着」。然后他就站起来了。

  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李敖看我,我看李敖》。因为他发现第二天的报纸上都在写,「一个老狂人来看小狂人」这样的内容。他说,「这媒体可真没劲」。

  脱离了媒体的众目睽睽,他们俩也有两个人的私人交流。其中一个就是进了电梯,我用轮椅推着他,加上李敖,还有李敖贴身的人。

  在这样小小的空间里,从三楼到一楼短短的时间,子尤问李敖,「你怕死吗」。我当时想,这应该是子尤生病以后,萦绕在一个小孩心里的一个终极问题。

  柳红:他是 10 月 22 日去世,也就是 14 年前的今天。

  两天之后的 10 月 24 日,我们给他做了遗体告别。我在告别之前剪了短发,买了一身新旗袍。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希望让他看到我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外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孩子都去世了,这个妈妈还打扮自己」。但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希望只能是更好。

  包括葬礼,也布置的是彩色的鲜花,全是红玫瑰;给来宾分发的是一朵红花,而不是白花。虽然是个小小的医院,我们也把它打扮得非常美丽,把所有灯用红布包起来,墙上悬挂着大幅的子尤从小到大的照片。

  柳红:我们分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大家一起告别,第二时段就是在烛光下,念他的诗,唱他的歌。

  遗体告别的那天,来了很多文化界的朋友,也来了很多子尤的读者,大家排成了长队,为子尤送行。

  唱《吉祥三宝》的布仁巴雅尔,他们一家也来了。布仁巴雅尔要给子尤唱一个蒙古长调。他俯身面对着子尤的脸,刚要张嘴,却唱不出来。

  他的女儿诺尔曼之前给子尤作词作曲了一首歌,叫《烛光》,我们那天一直放着这首歌。

  我曾经在博客上,看到过有一个叫「果丹皮」的人,是个癌症患者。TA 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当我死了之后,我妈妈能够像子尤的妈妈那样,穿的漂漂亮亮的,为我送行」。

  今天知道一个消息,年轻的子尤去世了。他是个九零年的孩子,聪明乐观有才华。我看过他的不少文章,很喜欢他。不在学校的求医生活反而给了他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精神。上天很不公平,老的老不死,年少的却先逝。

  无论如何,他在他的文字一直停留,当我们想念他,就可以见到,这是热爱文学的人所独享的。送给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汪峰的《美丽世界的孤儿》。任何真正的作者,都是独立与世的孤儿,既然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死只是彻底的独立,安静的思考罢了。希望他开心。望他的家人节哀。

  坐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准备回去,柳红拿出了两瓶酒,为两位长眠在此的少年道别。

  柳红:子尤生病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比如有一位女士,她是肿瘤医院的癌症康复杂志的编辑或主编。她在子尤生病期间,经常来看望他,和他交谈,还给他送书。

  我和子尤就参与了癌症康复专栏的写作,子尤写如何当病人,我写如何当病人家属。这个专栏的名字是子尤取的,他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叫「尤是那般红」。

  他把 6 篇的题目全都拟好了,但是还没来得及写完,就去世了。于是我就继续写这个专栏,写如何做病人家属。

  因为我们在医院时间比较长,子尤生病的时间有 2 年 7 个月。所以我感受更深刻,我知道小孩子生病,对爸妈打击都太大了,而且求医问药太难了。

  比如是否能找对大夫,找对治疗方案,这个本身就很困难,再加上治病的钱,这些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很大的困境。

  所以父母根本顾不上孩子的其他方面,而孩子每天躺在病床上,也只能看着爸妈奔忙。父母在孩子精神这方面很难兼顾。

  子尤对他的精神生活很有需求,生病期间也会看电影,读书或者做些好玩的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他根本熬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最终孩子无法恢复身体,只能走向死亡,那希望在生病期间,他也能尽量愉悦地度过,能享受人间的知识、智慧,美丽的人和事物。

  这样,父母会减少很多遗憾。不然从孩子生病开始,父母就愁眉苦脸,充满压力,孩子也跟着父母一起感受这种压力,直到离开——这是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很想做癌症患儿的精神关怀的事情,哪怕一己之力。所以我经常去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天。

  柳红:对,不仅是去医院,也去家里, 因为像移植后的这些病人是需要在家的。又或者像白血病这种大病,外地人就会在北京租房。我就陪伴着他们的孩子死亡,陪伴着做葬礼,陪伴着妈妈经历丧子后的那种震痛,这样的过程有很多。

  回来的路上,柳红让大家等她一下,她要去邮局办点事情。我陪她同去,看她在邮局里买了14 块钱的邮票,代表今天是子尤的 14 周年忌日。

  回到车里,柳红给我看了另外的几个本子,里面有每一次来给子尤扫墓的记录。

  贴邮票做记录,只是柳红纪念子尤的一种方式。子尤过世后,他的博客,柳红一直在帮他接着写。柳红把子尤剩下的文稿都整理出来,给他又出了两本书。柳红后来再婚,去了维也纳,也经常在子尤的生日和忌日通过长跑来纪念子尤。

  她似乎是在自己的每一段人生经历里,都带着子尤的记忆去体验。

  柳红:大概是 2006 年,我参加了央视的一档叫《温暖2006》的节目。他们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计划什么时候走出来?」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子尤他伴随着我们,登录”首页他永远跟着我们。

  虽然在这个年代,「活在谁的心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套话,但这真切地存在着。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他都在你心里面。这种感情不是能轻易丢掉的。

  那种刺痛和我永远连在一起,我前几天还梦见他,他还在生病,我还在操心,提心吊胆——这种担心已经刻在我的骨髓里了。

  病倒很容易,被压垮很容易,但你要站起来,要更好,要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才是最不容易的。

  02. 子尤之一 - 彭寒(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

  04. 子尤之三 - 彭寒(5月5日遐想)

  05. 子尤之四 - 彭寒(写给一位刚认识就去世了的姐姐)

  07. 烛光 - 诺尔曼(美丽世界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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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我们在他墓前读诗,纪念这个 14 年前离世的少年 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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