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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动态】杜创: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

[编辑:永太净化设备经营部] [时间:202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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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智库动态】杜创: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与若干问题分析

  杜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专家库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企业理论、互联网经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

  摘要:本文结合平台经济学(多边市场理论)一般原理和中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领域若干热点和深层次问题。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对平台不公平价格竞争、低于成本销售、二选一、大数据杀熟、链接封禁等热点问题的分析,简单套用普通产品市场经济学是不够的,必须基于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这一基本特征,否则可能得出相反的判断。第二,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在中国新发展阶段愈发重要,平台企业已成为中国微观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无可回避;需要平衡平台经济对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平台可能走向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重点关注平台跨界与现有行业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的分工等。

  关键词:平台经济;反垄断;经济管制;多边市场

  2020年下半年以来,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逐渐成为经济学界、法学界和社会热点话题。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引发社会热议。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进入新阶段。

  与《反垄断法》一致,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也涉及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四个方面。不过平台经济有其特殊性,分析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需要从其基本特征出发,加强针对性。近期国内已有一些研究关注平台经济反垄断和监管问题。例如,王世强(2021)总结了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垄断的一些新特征,如垄断工具的极度高效性、对消费者与政府反垄断规制部门的较强隐蔽性、策略应用的高度组合性等。曲创、王夕琛(2021)认为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具有跨界滥用平台支配地位和滥用相对数据优势等新特征,平台势力和垄断行为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形成机理,对于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需要有新的监管原则和监管视角,强调行为后果分析与差异化分析,加强多部门协同监管,严格限制大平台无序扩张。

  与国内已有研究相比,本文首先基于经济学中双边市场(多边市场)理论,对平台经济基本特征尤其是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做出归纳概括,对平台企业垄断造成的效率扭曲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并总结了平台经济发展的中国实践,由此形成分析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理论框架,第二、第三节分别分析了我国当前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若干热点问题和一些深层次问题。对热点问题的分析强调传统经济学框架和平台理论框架的分析思路差异及可能引起的结论差异。

  最近十几年来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新进展——平台经济学或多边市场理论(Rochet and Tirole, 2003, 2006; Armstrong, 2006; Weyl, 2010 等),使我们可以分析平台的商业模式。所谓平台,简单说就是市场交易的物理场所,或促进市场交易的媒介[1]。最原始的“平台”是农村集市或城市菜市场。这些平台有三个基本特征(图1)。第一,集市或菜市场组织者搭平台,实际上提供了多种产品(服务):既为普通交易中的买方服务,也为普通交易中的卖方服务。第二,平台有交叉外部性:集市和菜市场周围的居民(潜在买家)越多,对商家越有利,因为需求更旺盛;反过来,集市和菜市场里的商户越多,对买家也越有利,因为选择的范围更广了。第三,双侧垄断定价:普通交易买卖双方利用平台可能需要付费,平台对两侧都有定价能力(Weyl, 2010)。

  平台作为多产品(服务)提供者,其收益是对普通交易中买方和卖方收费的总和,但价格结构很重要,因为交易各方很难像转嫁税收那样转嫁费用。Rochet and Tirole (2006)即以“价格结构重要”作为双边市场区别于单边市场的关键特征。不同平台价格结构差异很大,例如互联网门户、报纸、无线电视网络对普通大众免费或几乎免费,主要通过广告盈利;Windows操作系统则反过来,对消费者收费(消费者购买正版系统),但是应用程序开发商免费接入Windows操作系统。这样的价格结构设计不是随意的,而是平台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尤其要考虑平台双边的交叉外部性(Rochet and Tirole,2006)。

  互联网平台适用相同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是抽象的“集市”,由此产生几个重要效果。

  一是长尾效应。传统工业时代,由于市场范围约束和固定成本约束,厂家只能满足大众化的需求,个性化需求量小,只能被忽略。互联网不再受到地理距离的约束,可以为更广范围内的人群搭建平台,现在生产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了。

  二是降低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使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例如金融信贷领域,中小企业难以提供健全的财务报表、缺乏抵押物,运营风险高,各种信息不透明使得银行、尤其是大银行严格控制中小企业信贷总体规模,此即“信贷配给”。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存储、监测能力,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带来了潜在的可能。许多电商是中小企业的B2B、B2C网络交易平台,积累了海量交易数据,以此为基础发放贷款,不仅可以掌握借款企业过去的信用状况,还能实时监控贷款用途和现金流。

  三是互联网条件下多边市场更为常见。传统市场平台连接了普通交易的买方和卖方,平台多为双边市场。而在互联网数字经济背景下,来自普通交易中的数据大量积累,不仅可用于该项产品或服务的效率改进和最优定价,还可能用于交易之外的其他用途。例如,电商交易平台积累的大量数据,不仅可用于对卖家的信誉评分、指导买家选择,相关信息还可能用于对卖家的信用评估,促进平台上小微企业的贷款发放。这样,电商平台就可能跨界成为金融平台。

  平台经济在提高经济运转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平台垄断会带来何种效率扭曲?与普通的市场垄断有何区别?对这个问题,经济学界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普通产品市场上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可归结为经典的市场势力效应,即由于市场势力的存在,垄断者会限制产出、抬高价格,使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偏离社会最优。

  多边市场理论的经典文献Weyl(2010)指出:平台市场上垄断引起的效率损失包括两种效应,一是经典的市场势力效应,二是斯宾塞扭曲效应(Spence Distortion)。斯宾塞扭曲本指普通产品市场上垄断者产品质量选择与社会最优水平的不一致(Spence,1975):质量水平变动会对所有消费者的效用产生边际效应,按照社会最优,质量选择应考虑所有消费者边际效应的平均,并以此决定是否增加或减少质量水平;而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者仅会考虑质量水平变动对边际消费者的边际效应。Weyl(2010)借用这一概念,指出双边市场平台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另一侧用户数量可视作提供给本侧用户服务的“质量”。如在正的交叉外部性下,另一侧用户数量越多,本侧用户可获得的正外部性越大,相当于平台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平台定价会考虑交叉外部性,但垄断平台关注的是交叉外部性对边际消费者而非平均消费者的边际影响。平台对任一侧的定价都可以表达如下:

  平台垄断价格 = 社会最优价格 + 市场势力扭曲 + 斯宾塞扭曲(Weyl,2010)

  市场势力扭曲会使平台垄断价格更高,但斯宾塞扭曲可能推高垄断价格也可能降低垄断价格;两个扭曲的加总条件下,平台垄断价格不一定表现为价格过高,也可能价格过低(相对于社会最优价格)。例如,在垄断平台一侧连接着消费者,另一侧连接着广告商的情况下,广告对消费者产生的是负的交叉外部性[2]。由于垄断平台关注的是广告对边际消费者的负外部性,忽略了广告对“忠诚”消费者的负外部性,平台对广告的定价可能低于社会最优定价,导致广告过多。

  Tan and Wright (2018,2021) 进一步发现Weyl(2010)关于平台垄断价格扭曲的解释在数学上并不严谨,即在比较平台垄断价格与社会最优价格时,直接将社会最优价格的一阶条件代入了平台垄断价格一阶条件,由此得出的斯宾塞扭曲大小是有误导性的。基于数学上正确的比较则可得出,平台垄断价格造成的效率扭曲包括四个部分,即在经典的市场势力扭曲和斯宾塞扭曲之外,还包括位移扭曲(Displacement Distortion)和规模扭曲(Scale Distortion)。

  所谓“位移扭曲”,即当存在用户异质性的时候,垄断利润最大化条件下边际消费者的交叉外部性收益与社会最优条件下边际消费者的交叉外部性收益并不相同。这个效应的方向通常与斯宾塞效应的方向相反。而且在特定的需求分布下,两个效应甚至可能正好相互抵消。此外,当平台两侧的交叉外部性体现为“会员外部性”的时候,即外部性大小与交易数量无关,是固定数值,此时边际消费者与平均消费者从平台另一侧获得的交叉外部性相等,不存在斯宾塞扭曲和位移扭曲,但仍存在规模扭曲。即平台从j侧全部用户与i侧一个用户互动获取的利润大小取决于j侧用户数量,而在垄断利润最大化和社会最优两种条件下j侧用户数量并不相同,由此造成规模扭曲效应。

  Rohlfs(1974) 最早注意到网络外部性导致的正反馈问题及“临界容量”(Critical Mass)的存在。Evans and Schmalensee (2010)指出对于双边市场平台而言,交叉网络外部性使得其临界容量具有二维性质。以电商平台为例,其各侧用户之间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这样就会导致正反馈效应:平台上的卖家越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丰富、质量越高,另一侧每个普通消费者能从平台上获取的效用就越大,消费者群体随之不断扩大;而注册到平台的普通消费者越多,每个卖家从平台上获取的收益预期也越高,进一步刺激了潜在卖家聚集过来。或者反过来:平台上的卖家越少,产品种类越少,质量越差,每个消费者能从平台上获取的效用就越少,消费者群体就会萎缩;而消费者群体萎缩又会进一步使得每个卖家从平台上获取的收益预期也越低,注册卖家就会进一步减少。正反馈效应使得平台存在一个临界容量(Critical Mass),只有消费者基数和卖家基数高于该规模,才能走向正向循环;否则,将陷入负向循环。

  “临界容量”作为无形的进入壁垒,使得最终存活下来的平台数量有限,即市场结构趋于垄断。当然,如同Jullien and Sand-Zantman (2021)所指出的,由于产品差异化、消费者多归属(multi-homing)和平台兼容性(interoperability)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的市场结构不一定都是完全垄断的,也常常是寡头结构。

  “为市场而竞争”,即当市场上最终只有一家企业运转时,企业如何为获得这一垄断地位而竞争。如果市场上已经有一家在位的平台企业,可提供更高质量产品的挑战者能否成功进入市场甚至替代在位者?当仅考虑短期竞争效应时,这是很难的,因为在位企业拥有网络效应带来的优势。然而,Halaburda et al (2020)表明当考虑长期竞争效应时,网络效应并不足以阻止进入,有充分耐心的潜在挑战者会在进入市场的初期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最终取代在位者。

  “在市场竞争”,即当稳态市场结构允许多家平台存在时,这些平台之间的竞争形态。此时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差异化和消费者多归属。平台经济学经典文献如Rochet and Tirole(2003)和 Armstrong(2006)都对此作了细致分析。综合这些文献,有几点洞见值得关注。一是与普通产品寡头市场竞争相比,平台竞争更加激烈。因为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平台在A侧提高价格不仅会失去该侧的部分用户,而且会降低对B侧用户的吸引力,失去部分B侧需求,而这又进一步传导回A侧。结果是平台面临更高的需求弹性。二是当部分用户单归属(single-homing),部分用户多归属(multi-homing)时,竞争格局又为之一变,平台可能构成“竞争性瓶颈”。我们在下节分析平台“二选一”问题时再详细讨论这一点。

  [1]《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将平台限定为互联网平台,是从政策执行角度给出的定义。从经济学本质看,平台不限于互联网行业。

  [2]假设平台本身可提供一定的效用给消费者,使得消费者仍然愿意加入平台。

  二、当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背景和热点问题分析

  前文阐述了平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平台垄断造成效率扭曲的特殊机制。然而,要全面分析当前中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尚需了解平台经济发展的中国实践及中国经济当前的阶段性特征,这可从宏观转型和微观经济结构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宏观经济背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愈发重要。广义的竞争政策指一切促进市场竞争、强化市场机制作用、规范竞争行为的政策工具,其中包括反垄断规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基础性作用,尤其是竞争性市场可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竞争政策经常放在一起讨论的是产业政策。简单来说产业政策即关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现实中产业政策多是后发国家出于赶超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其理论基础是各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就我国现实来看,高速增长阶段政府主导下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市场化程度总体上还比较低,政府和学界更加强调产业政策,尤其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竞争政策较少受到关注。当前,经济转向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为此需要协同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真正实现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实现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型(黄群慧,2021)。

  第二,微观经济结构:平台企业已成长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微观经济主体,反垄断是约束平台企业行为的有力手段。如表1所示,当前中国市值最大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互联网平台企业,而且总共11家超过万亿元市值的上市公司中,互联网平台企业4家,占比36%。(其他7家包括金融行业5家,酒类2家。)平台模式已成为中国微观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寻求平台交叉外部性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跨界成为常态。跨界有提高经济效率的一面,但在平台企业已经举足轻重的现状下,跨界也容易导致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冲击现行经济体制。通过反垄断约束平台企业行为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当然,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不是打压平台经济发展,相反是通过限制垄断行为,促进竞争,从而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包括不公平价格行为、低于成本销售、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链接封禁等。基于理论框架和中国背景,以下就这些热点问题提出一些思考方向。

  根据《指南》,不公平价格行为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或者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低于成本销售,则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本文将《指南》上述两条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在执行中可能面临相同的争议:平台企业的类似行为到底是价格结构交叉补贴还是倾销?基于本文第一部分对平台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平台企业定价要考虑平台各方之间的交叉外部性,确定最优价格结构,其结果往往表现为交叉价格补贴:对平台某一方低于成本甚至免费,对另一方则收取高价。这样在形式上可能落入《指南》规定的“不公平价格行为”或“低于成本销售”。

  基于这些考虑,关于“不公平价格行为”和“低于成本销售”条款的执行,除了《指南》已经提出的要综合考虑平台涉及多边市场中各相关市场之间的成本关联外,还可以有以下一些思路解决争议。

  第一,要有一定的观察期,不急于开展反垄断调查。平台企业低于成本销售可能有正当理由,即初期的引导性定价(introductory price),包括为促进新商品进入市场、吸引新用户、开展其他新业务等。从社会效率角度看,要反对的不是“低价”本身,甚至“低价”之后价格略有回升也是正常的,关键是防止“低价”之后可能的长期过高垄断定价。究竟是价格结构交叉补贴还是倾销,这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观察期过短,只能是双方各执一词,无谓争议。

  第二,从长远来说,要建立健全数据多用途使用的制度安排。平台企业低价销售,是倾销还是交叉价格补贴?可能还受到一些制度性因素影响。在多边市场结构中,如果平台企业能够将来自平台上普通交易双方的相关数据开发其他用途,则平台上的普通交易就成为流量来源,平台将愿意为这些流量一直收取低价,并通过其他数据用途变现。相反,如果数据开发收到限制,平台始终只能是双边市场,那么最终平台利润只能来自普通交易双方,大规模提价将不可避免。以网约车为例,平台连接了消费者和车主,这是一个双边市场。网上打车会形成大量个体出行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可以开发网约车之外的第三方用途,则网约车公司会更看重网约车低价带来的流量,并在第三方用途变现;如果网约车数据受到过度监管,无法在第三方用途变现,则“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初期引导性定价之后,最终为盈利只能提价。

  “大数据杀熟”是当前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又一个热点话题。这在《指南》中列入“差别待遇”条款,即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其中包括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差别待遇在经济学上对应的专业术语即价格歧视,而大数据杀熟则可视作第三类价格歧视的一个特殊应用。所谓第三类价格歧视,即垄断者根据消费者群体对价格的敏感性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并制定不同的垄断价格:对价格不敏感的群体相对高价,对价格敏感的群体相对低价,比如常见的学生群体价格折扣[1]。

  就普通产品市场而言,价格歧视使得垄断企业能够更精准的根据消费者需求定价,从而增加了产量,因此可能会改善经济效率。然而,对平台大数据杀熟问题的分析不能简单套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第三类价格歧视的分析。

  1. “大数据杀熟”指互联网平台根据消费者购买历史,对“熟客”收取较高的价格,同时制定较低的价格吸引新来的“生客”;其结果常常是造成不必要的消费者转换,降低了效率。

  经济学上完整的“杀熟”模型(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的价格歧视模型)既要考虑对不同类型用户的价格歧视,也要考虑动态定价问题,而且通常是在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分析。考虑一个两期的动态双寡头市场,两家平台企业竞争消费者。现有研究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假设产品本身同质,但是在购买之后消费者部分锁定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如果转换企业会发生正的转换成本。例如消费者使用习惯了一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的APP,重新下载并熟悉另一家平台的APP有成本。Chen(1997)的研究表明,由于企业会利用转换成本的锁定效应,因此价格总体上会随时间增加,但在第1期企业会为未来的锁定效应租金而竞争。第2期的价格歧视(对熟客高价、生客低价)与单一垄断定价相比会造成效率损失,因为价格歧视会导致不必要的消费者转换。

  另一种情形是消费者对品牌一开始就有外生的偏好差异,消费者偏好是私人信息,但通过第一期的购买选择可被揭示出来。即对于特定品牌(寡头企业)而言,第1期购买过自己产品的就被揭示出来是“忠实”消费者。Fudenberg and Tirole(2000)的经典文献表明:第2期,品牌企业会对忠实消费者收取相对高度的价格,对未购买过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收取低价以吸引他们转到自己品牌。而总体上看,价格水平会随着时间而降低,即第2期的价格水平低于第1期。与单一定价相比,价格歧视均衡也会导致没有效率的转换。

  2. 在与单一垄断定价比较的时候,需要考虑平台垄断造成效率损失的具体机制。第一节曾经提到,平台垄断单一定价造成的效率扭曲既包括传统的市场势力扭曲,还包括斯宾塞扭曲、位移扭曲和规模扭曲。这些扭曲或者推高平台垄断价格,或者降低平台垄断价格,其净效应是不确定的。在特定条件下,平台垄断价格可能与社会最优价格比较接近,价格歧视会增加价格离散性,造成进一步的效率扭曲(Weyl, 2010)。

  所谓“二选一”,即平台企业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入驻商家)在竞争性平台间“二选一”。在《指南》中,归入限定交易类。对于普通产品市场,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排他性协议会导致反竞争的结果,例如阻止进入或导致对更有效率竞争对手的封锁(Aghion and Bolton 1987; Rasmusen et al 1991)。当考虑到平台特殊性尤其是平台两侧的交叉外部性时,这一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呢?现有研究表明,结论取决于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对比,不可一概而论。

  1. 平台内经营者都是竞争性企业,则排他性协议会损害效率。Armstrong and Wright (2007) 发现,如果平台对普通卖家是同质的,对买家是异质的,则会内生出现“竞争性瓶颈”(Competitive bottlenecks)。在均衡中,平台不是直接竞争获取卖家,而是选择间接竞争方式——补贴买家加入。在此条件下,即使卖家可以选择多归属(multi-homing),入驻多家平台,从交易中也得不到正利润。平台成为卖家获取异质性买家的“竞争性瓶颈”,平台利润一部分补贴给了买家。然而,当平台可以设计排他性合约时,上述竞争性瓶颈均衡将被破坏。因为平台可以指定足够高的非排他性价格,同时相对于对手平台提供一点价格折扣以排他性吸引所有卖家。随之而来平台可以挖掘对买家一侧的正交叉网络外部性。当交叉网络外部性足够强的时候,可以导致如下均衡:即使其中一家平台对两侧都收取垄断高价,所有卖家都与该平台签订排他性合约。与没有排他性合约相比,市场走向垄断、高价,消费者福利降低。

  2. 平台内经营者中存在明星企业,则排他性协议可能提高效率。Carroni et al (2020) 研究了平台连接的卖家一侧有少数具有市场势力的明星企业(Superstars)情形。这些明星企业可以选择同时入驻多个竞争性平台,或仅与其中一家签署排他性协议。平台在事前是对称的,则在非排他性协议下,消费者平均分布在多个平台上。假设明星企业与平台A签订排他性协议,则平台A可以在与对手平台B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尤其是更多消费者会遵从明星企业的选择汇聚到平台A,而且在交叉网络外部性下带动更多小企业进入市场,汇聚在签署排他性协议的平台A。结果是,与不存在排他性协议的情况比,更多小企业进入市场,因为他们发现进入市场且仅进入平台A是有利可图的。结果是,明星企业与平台A的排他性协议带动了更多企业签署排他性协议。当然,排他性协议对明星企业也有不利的一面:放弃了与更多潜在消费者接触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明星企业从签订排他性协议的平台获得的剩余必须足够大,才能补偿因排他性放弃的剩余。Carroni et al (2020)发现,当平台之间差异不大,竞争非常激烈时,更大规模消费者和边际上的企业会迁移到受明星企业青睐的平台,明星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会更大,从而更倾向于选择排他性合约。

  所谓“链接封禁”即互联网平台企业拒绝在其平台上分享可能处于竞争对手位置的另一家平台企业的用户链接。“链接封禁”可能涉及的《指南》条款是“拒绝交易”。拒绝交易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当然,该条款是否适用也有一些争议点:用户分享链接是否属于交易行为?

  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链接封禁引发的反垄断话题复杂性在于,常常和隐私权、知识产权争议纠缠在一起。基于对平台经济特征的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两点认识。

  第一,“链接封禁”行为应该成为平台反垄断的监管内容。前面我们提到:平台交易各方之间存在交叉网络外部性,容易形成寡头或垄断的市场结构。当平台企业达到完全垄断时,网络外部性效应可以达到最大,这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方面;但是垄断平台的价格扭曲又可能损害效率。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是寡头竞争市场结构,保持了价格竞争带来的效率增加;同时要求平台之间相互连通,以近似达到完全垄断时的网络外部性规模。而链接封禁阻碍了网络效应的发挥,因此应该成为平台反垄断的监管内容。

  第二,竞争性平台之间的联通应该形成价格机制。居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对竞争性平台开放网络资源,相当于是让渡了一部分利益。从激励的角度看,收取一定的接入费用是合理的,也是很多带网络性质行业的通行做法,比如电信互联互通过程中收取的网间费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的监管方向是:平台应该开放端口,允许来自其他平台的链接;但是,其他平台应该为获得开放付费。至于接入价格,可以由交易双方谈;在垄断情形下,甚至可以纳入监管。接入价格机制的形成,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当然,在开放数据连接的过程中,应注意保护用户隐私问题。就此可以设定一些具体机制,而不是仅仅因为保护隐私就放弃了开放的数字经济生态。例如可以让用户本人做选择,在这方面可借鉴欧盟提出的“数据可携带权”。2018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于正式生效,其中有项创新性的规定——“数据可携带权”(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允许用户把数据导入到第三方,这将使个人可以在同类或相似服务的不同服务商之间方便地转换。

  [1]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典的价格歧视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价格歧视是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最高支付意愿制定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者获取了全部消费者剩余,是极端不公平的,但却符合效率要求,因为在第一类价格歧视情况下垄断者的产量等于竞争性市场产量。第一类价格歧视在现实中很少见,因为垄断者很难获取全部的消费者支付意愿信息。第二类价格歧视也称非线性定价,是垄断者根据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数量(或质量)不同而制定不同的价格,比如给予数量折扣。《指南》所反对的差别待遇并不包括第二类价格歧视,因为其中明确规定: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实施差别待遇行为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根据交易相对人实际需求且符合正当的交易习惯和行业惯例,实行不同交易条件。但是第一类价格歧视、第三类价格歧视可能构成《指南》反对的差别待遇情况。因为第一类价格歧视只是一个理想化的近似,现实中大量发生的是第三类价格歧视,即互联网平台基于交易大数据对人群画像,将消费者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三、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分析

  第二节分析显示,当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然而,如同《指南》提到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四个方面内容在平台经济领域都有所体现。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这些垄断行为在平台经济领域呈现出新的特点,值得关注,未来可能成为反垄断的新趋势。例如,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协议表现为新形式——算法合谋;经营者集中方面“掐尖并购”的问题比较突出。限于篇幅,本节主要基于文章建立的反垄断理论分析框架,就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以及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的分工略作展开分析。

  相关分析须结合前文所述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中国背景内容。与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相一致,当前我国互联网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全国层面而言普及率的高速增长已不是重点,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度影响更值得关注,其中待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更为复杂(杜创,2019)。例如,互联网正在医疗、教育等领域掀起一场革命,可望极大提高服务效率,增加居民公平获得优质医疗和教育的机会;但也挑战了传统医疗、教育模式,其健康发展不可避免受到既得利益、某些法规制度的阻碍。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发生速度降下来了、质量却提不上去的现象,届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期待就可能变成“从高速增长转到低速乃至停滞”的局面。为此,需要平衡平台经济对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平台可能走向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重点关注平台跨界与现有行业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的分工等。

  (一)平台跨界与现有行业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

  反垄断法和《指南》所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其表现,既包括对外地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的歧视,也包括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市场准入等涉及平台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性文件、具体政策措施。

  本文第一节已表明,平台商业模式中多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而且平台通常跨界在多个行业提供多产品服务。这在一些传统上高度管制的、对专业化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可能带来市场准入上的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关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争议。

  以医疗行业为例,提供在线诊疗服务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一侧连接着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医生),一侧连接着患者,看起来符合标准的双边市场结构;然而这样的结构却可能违反现有的医疗行业管制要求。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要求提供医疗服务的必须是专业化机构。美国大多数州都禁止“Corporate Practice of Medicine”,即公司制机构不能雇佣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医生必须独立执业。当然这规则也有例外,医院作为专门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雇佣医生[1]。我国则规定只有卫生行政机构批准设立的医疗机构才能提供医疗服务。那么立即产生一个问题:互联网医疗平台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是否为医疗机构?当前国内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要求是允许设立互联网医院,但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对于互联网医疗,行政部门允许医疗机构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但同时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再如处方药在线日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规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违反规定采用邮寄、互联网交易等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药”,但该版《负面清单》同时承认该项规定 “设立依据效力层级不足”。2019年12月1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正式实施,新法案未禁止互联网销售处方药(毒麻精放等特殊药品除外)。《药品管理法》并规定通过网络销售药品的具体管理办法另行规定。由于具体的药品网售办法尚未出台,药品行业政策方向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上述在线诊疗和处方药在线销售的准入限制,有诊疗安全、用药安全上的考虑,但对其合理性也有相反的意见。

  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线首诊、互联网医疗平台不依托实体机构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可以提升就医便利性。以美国最大的在线诊疗企业Teladoc为例,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即解决了普通民众的“看病难”问题(主要表现是预约难、急诊等待时间长),并无首诊必须在线下的限制。而且Teladoc公司组织上的双层结构可以符合只有医疗机构才能提供诊疗服务的监管要求。Teladoc构建了整合的医生网络,为会员提供服务,特殊之处在于其双层结构:Teladoc Inc.和Teladoc Physicians, P.A。Teladoc Inc.是大平台,维系客户和会员,但对会员的具体医疗服务(电话或视频咨询服务)由Teladoc Physicians, P.A.提供。Teladoc Physicians, P.A.是小平台,直接联系众多医生,并从Teladoc, Inc.购买管理服务。通俗地说,就是大平台套小平台。目前通过Teladoc P.A. 接入平台的执业医师达到3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Teladoc P.A.的雇员,一部分是市场合约关系。

  反观国内,当前监管模式下要求“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意思是说只有线下医疗机构才可以开设在线诊疗项目,这就把互联网平台看做一个纯粹的技术平台,形成“医疗+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医疗”。据我们调研发现,互联网业界也找到了“解法”:互联网医疗平台企业并购一家线下医院,以在形式上满足监管要求。然而,互联网医疗平台本来是轻资产企业,并购线下医院后成为重资产机构,可能会造成管理上的效率损失。

  第二,允许互联网平台销售处方药有利于更好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效率。互联网药品经营和药品信息传播不受时空限制,互联网药品经营者可以通过网络把药品销售信息24小时不间断传播,这是传统药品零售所无法比拟的。至于互联网销售处方药的安全问题,可通过一些措施保障,如OTC及处方药的药品信息均应公开透明。规范药品销售及配送的流程,要求线上药店必须严格审核电子处方,确保凭处方售药。在处方药的配送环节,要求保配送企业必须具备药品配送质量的保障能力以及对药品配送风险的控制能力。

  基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争议,对于互联网医疗和在线销售处方药管制政策,完全可以纳入公平竞争审查范围。当然,值得肯定的进展是2020年11月,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了有条件放开网络销售处方药。不过截至2021年7月上旬,正式办法仍未出台,最终版的处方药网络销售“条件”是什么仍有变数。

  当前,决策层和有关政府机构已经意识到了平台经济监管的重要性,相关监管措施纷纷出台。然而,这些监管措施和反垄断措施之间需要更好的分工协调。

  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些平台经济管制政策用到竞争性行业,可能反而有利于平台企业采取《反垄断法》所反对的行为。例如,是否应该要求平台企业算法透明化?这要看行业市场结构是垄断性的还是竞争性的。2019年11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指出要规范道路运输新业态新模式价格管理,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主动公开定价机制和动态加价机制,通过公司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等方式公布运价结构、计价加价规则,保持加价标准合理且相对稳定,保障结算账单清晰、规范、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这是一项行业管制政策,相对符合我国网约车市场结构特点。然而,在作者参与的政府机构座谈中,曾有政府机构提出的平台企业监管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求加强平台企业监管,平台企业须公开成本和定价机制,相关条款并未限定具体行业。这种做法很可能事与愿违,反而促进市场的合谋。因为在竞争性行业中,由于成本、定价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平台之间很难达成价格合谋协议; 如果政策要求平台算法透明,公开成本和定价机制,则消除了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隐性 的价格合谋更容易达成与维持。[2]

  从经济学原理层面分析,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有不同的指向。反垄断政策主要针对相对不受管制的部门,这些部门靠竞争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在此背景下反垄断政策的目标是促进行业竞争,阻止威胁市场竞争功能的市场集中行为的发展。相反,经济管制通常认为市场集中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特定市场的高级结构;因此,管制目的是对这一市场中的企业运行加以限制,以减少可能的损失,管制措施比如价格控制、数量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维斯库斯等人,2010)。

  [1] 饶是如此,医院雇佣医生也不是主流业态,一般医院和医生之间维持合约关系。

  [2]例如维持隐性价格合谋的一种常用手段就是“自动触发的价格惩罚机制”,即一旦发现某个厂商定价低于特定的成本加 成比例,其他厂商就同时大幅降价,通过“自伤一千,损敌八百”的方式惩罚偏离合谋价格的厂商,从而形成维持合谋价格的威慑。显然,在成本与价格透明的情况下,这类合谋机制会更为有效。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分析,既要考虑平台企业连接多边市场的经济学特征,也要考虑中国背景。

  从平台经济学原理看,平台市场交易中买方和卖方数量有相互依赖的性质。买家越多,就能吸引更多的卖家;卖家越多,买方选择面也更广。平台企业通过价格结构设计一定程度上内部化了这种交叉的网络外部性,将买方和卖方聚合在一起。由于平台内各方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平台企业所在市场结构有走向寡头或完全垄断的趋势,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更加突出。同样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垄断平台造成的效率扭曲的分析也更为复杂,与社会最优相比,垄断定价可能过高,也可能过低。对不公平价格竞争、低于成本销售、二选一、大数据杀熟、链接封禁等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基于普通产品市场的简单经济学,而是必须基于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这一基本特征,否则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从中国背景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在新发展阶段愈发重要。平台企业已成为中国微观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无可回避。需要平衡平台经济对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平台可能走向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相关深层次问题值得后续进一步研究。

  杜创(2019):《网络外部性、临界容量与中国互联网普及进程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经济研究》,第4期。

  曲创、王夕琛(2021):《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特征、成因与监管策略》,《改革》,第5期。

  王世强(2021):《数字经济中的反垄断:企业行为与政府监管》,《经济学家》,第4期。

  维斯库斯、哈林顿和弗农(2010):《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第四版)》(陈甬军、覃福晓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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