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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系列策划《摩登时代》之三:涨薪撬不

[编辑:永太净化设备经营部] [时间:2022-06-02]

  摩登3娱乐在传统制造业基地,中国工人正发起越来越强烈的涨薪要求。一波更强大的“涨薪潮”或将到来,改变,已势在必行。

  此时,37.3%港资企业表示正计划迁往越南或印度,更多的投资者显得“忧心忡忡”。有人担心,加薪若进一步蔓延,制造业只能被“逼向死角”、最终移出中国。那么,此轮涨薪真的会“吓跑”驻扎中国多年的外资吗?

  在印度的一家砖厂里,工人正在工作。印度的低端劳动力成本比亚洲地区平均水平低,仅略高于孟加拉国。

  图为在台外来劳工在举行争取涨薪和休假的游行。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指出,各地政府为了塑造竞争力,不仅要在当地提供优质的硬件基础设施,还要减少政府干预,降低那些干扰供应链运行的行政成本。

  1990年,当东部沿海地区向外资张开双臂时,它是带着各种让外资垂涎的条件向外“招手”的。迫于出口创汇压力,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和留住外资,出台了各种以“招商引资”为名的优惠政策,包括廉价的土地、相对低要求的环保指标、最大限度的资源供给、优惠的税收,还包括“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水平较低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各种政策优惠以外,中国所能提供的“软性优势”,曾经吸引了无数投资者,至今也是众多投资者不愿轻易迁移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与可能出现的用工紧张比起来,供应链不牢固、生产不时被打断,可能更让投资者感到害怕。

  英国博安咨询集团的劳伦斯(Tim Lawrence)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称长时间的劳资纠纷造成供应链中断,其破坏性不亚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尤其)“对于在亚洲只有一家供应商的公司而言,这种破坏将远远大于成本小幅增长”——而在保障稳定方面,中国的优势几乎显而易见。[详细]

  对制造业外商而言,印度和越南的整体人工成本不仅并不算低,最大问题是管理困难:“他们善于‘罢工要价’,这会造成生产的非稳定性,代价过大。” 相比而言,中国工人的吃苦、温顺、不轻易“惹麻烦”,过去一直为投资者免去了不少管理成本。此外,与中国相比,东南亚国家对待中断生产行为的态度也有差异。

  以越南为例,从已知的资料上看,称其为“罢工潮重灾区”不为过。2006年,越南发生了涉及16万人的150多起罢工,2007年,罢工事件则高达541起,35万人参与其中,其中发生在日韩和台资企业中的罢工更是占据多数。相比之下,在中国由于工人中断生产而导致交付困难、订单减少的情况,以往并不常见。从近日对保证生产稳定性和处理“劳资纠纷”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更表现出很大灵活性。[详细]

  美国服装巨头AnnTaylor首席财务长尼科尔森正在考虑转移60%到65%的产能,但前提是“证明能够生产优质产品的情况下”。对投资者来说,哪怕仅从劳动力成本考虑,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远不仅在于廉价,更重要的是“性价比”高。在制鞋、衬衫、玩具、塑料花、瓷片、挂钩等低附加值行业中,中国工人的技能难以复制。美国零售业策略师吕布曼表示,(经过多年磨合)中国劳工的技能、以及他们对外资公司运营方式和标准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亚洲其他任何国家。

  中国工人的竞争优势,在更高端的增值产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Marshall Meyer就指出,“对产业工人进行培训需要时间,你不能让从事简单装配工作的电子厂工人一夜之间就能到需要特殊技能的工厂工作”,据他估计,这种转变至少需要5到10年。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推行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满足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制造业的各种岗位。对于有能力进行产业升级的大型制造企业而言,熟练、能满足技术需求的劳动力更是重要。

  从《华尔街日报》对国际投资者的采访中不难看出,不少的担忧也来源于此。咨询机构科尔尼公司合伙人Hana Ben-Shabat表示,在服装业,与比例相对小的劳动力成本(15%-22%)相比,面料和物流成本才是大头(占60%)。虽然越南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纺织品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中国,这意味零售商需要额外进口面料。投资者若想利用当地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则意味着运输成本的增加。

  原料问题同样困扰着电子加工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力成本在电子消费品种只占美国零售价的5%左右,因此即使加薪30%,其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多年来阻碍这些企业转移产能的,还是原料供应。驻扎沿海的钜同电子厂副总经理庄立就曾去(劳动力成本比东部沿海低的)越南和印度考察过,结果都觉得不合适:“原料供应商不见得可以配合。”

  事实上,若想全面取代中国制造业,前提是能吸引整个上下游产业的转移,而以最有可能吸引外资出走的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的经济规模来看,消化这种整体的产业转移并不容易。 [详细]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在中国4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到了总劳动人口的32%——10年前,这个比例仅为27%。另外一项来自中国政府的调查还显示,30%已回到出生地的农民工表示,正犹豫还要不要回到曾经的沿海工厂去。

  2008年底,一家位于上海郊区的玩具厂,工人依然在生产玩具。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订单急速下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近半数玩具厂在危机中倒闭或濒临倒闭。玩具厂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他们如今的出路是关门大吉、或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事实上,与制造业大规模转出国门比起来,部分产业似乎更可能转向内地。对于利润率本来就很低的代工企业和服装业来说,搬出中国的成本难以消化。内地省份和西部则可能成为化解成本压力的途径:对投资者来说看,(只要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充分就业)如果沿海工人嫌工资太低,那就让生活水平更低的内地工人取代他们的位置。

  虽然,经历2010年上半年的加薪后,(据美国咨询公司Jassin O’Rourke数据)中国的整体劳动力成本确实已高于亚洲的其他7个国家,排名第7的印度工人时新为0.51美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孟加拉国,工资仅为上海和苏州的1/5;然而与东部沿海平均水平(1.08美元/时)相比,内陆依然维持在0.55至0.80美元的低位。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电源生产商台达电子集团(Delta Electronics,)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于2008年开始将其设于江苏乌江(最低工资标准700元)的厂区搬到安徽的芜湖,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为420元。

  据中国政府数据,2009年到珠江三角洲务工的农民工减少了22.5%,与2008年相比,留在本省工作的农民工人数上升了8.2%。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深,高龄打工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同时更多的农村居民不愿意再背井离乡地外出打工。这些现实,也让内陆更可能成为资本停靠的下一站。[详细]

  沿海的地方政府正在描绘新的蓝图,力图将企业推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环节,但这不意味着低附加值的产业就毫无退路呢。东部的条件上去了,但中国广袤的西部和内陆地区,依然以渴望的眼光等待更多的资本光临——东部沿海曾经向投资者“抛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统一的法律、文化环境下,不仅有可能被“复制”到内陆,还可能“发扬光大”。

  开发西部、将资本引向内陆,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在“政策倾斜”上,重庆或能称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得益于一系列发展西部政策(“保税港”优惠政策、打造“两江新区”等),重庆被打造成“内陆版”的沿海经济特区,坐等外资进入。为了把一些关键生产厂家从沿海吸引到内地,重早就“铺好道路”,在物流、治安、后备劳动力储备上均有布局,至今已有不少电脑、手机、电子书代工企业将厂区重庆。在中国更广阔的西部和更深入的内陆,沿海地区20年前招商引资的“故事”还在一出出地上演。

  当然,用工成本早已不是大部分企业考量的唯一标尺,目前,我们只能预见,依靠低工资和优惠政策的内陆,向资本抛出了一个有一定诱惑的选项。在物流、市场、融资和法制等条件成熟之前,制造业转移至内陆,依然只是一个可能。而他们更应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重走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老路。[详细]

  20年,中国制造业从占全球份额3%跃升至近18%,逼近排名第一的美国。但赶超“老大哥”的代价,是中国工人低廉的薪酬和亟待改善的待遇、以及对资本过分优惠的条件。如今,投资者在考虑迁移,而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挽留这些提供大量就业的老板,还须思考我们打造的这些“投资天堂”,对本国劳动者意味着什么。